提出“數字基礎設施協同”新框架，融合國家發改委“三類新基建”（信息/融合/創新）與信息系統領域四大學派（復雜、網絡、關系、戰略資產），構建“信息—融合—創新”三層協同—反饋—賦能機制，揭示科學、技術、商業、文化創新匯聚為新質生產力的演化路徑。

以“五個替代×四個影響”刻畫數字社會運行邏輯的結構性變遷，提出網絡標識符、分布式通信與算法/協議/代碼對傳統社會制度的替代模型，建立數字社會“可測量、可仿真”的治理語法。

進一步形成三類創新治理方法：①數字身份治理（DPKI）；②分布式賬本價值管理（貨幣即記憶）；③結果導向價值治理（以服務結果為約束標準），實現治理范式由“管過程”向“看結果”的躍遷，并在“代碼即法律”與ACP可計算仿真框架下提出“模型說話—數據仿真—策略誘導”的政策實現路徑。

研究背景

現有關于數字基礎設施的研究主要形成四大學派：復雜模型、網絡模型、關系模型和戰略資產模型。前者三者基于解釋主義，強調多元主體、技術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演化；后者基于實證主義，關注管理者在組織系統中協調信息技術與戰略業務一致性的過程。這些研究雖揭示了數字基礎設施的生成機制，但多停留于微觀與中觀層面。

在宏觀政策層面，國家發改委提出以信息、融合、創新為三大類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，涵蓋通信、算力與人工智能等技術底座，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，以及支撐科學研究和產業創新的設施網絡。本文在整合上述理論與政策框架的基礎上，構建“信息—融合—創新”的數字基礎設施協同模型，揭示三類基礎設施在邏輯上相互遞進、功能上層層賦能的機制，為數字社會運行與新質生產力形成提供了系統性解釋。